清末光绪年间，成都府知府朱大人的夫人患吐血病，已经一年多，医药无效，成都府属16个州、县，纷纷推荐当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。他们或认为夫人的病是血热妄行；或认为是阴虚火旺，逼血外溢。结果愈治愈坏，日趋严重。经人推荐，请名医郑钦安来府诊视。
当日郑钦安诊见夫人面容苍白，虽是夏至季节，床上还铺着皮毡，盖着丝棉大被，显得十分怕冷。舌质淡红，苔白腻。诊毕，郑钦安处方：制附片四两，炮干姜四两，炙甘草二两。
朱知府看方后竞瞠目结舌，且量大超常，治此等吐血重症，焉有不惊之理。孰料，药后，病人自觉周身凉爽，胸口舒畅，吐血竟然止住，而且吃了两小碗稀饭。
病人坦途，由此而愈。此方干姜附子都是大热之药，朱知府为表谢意，特赠郑钦安金匾一块，上书“医宗仲景”四字。
扶阳，喻称“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”，是对擅长应用附子等辛热补火(阳气)药物医家的称谓，称某医家为“某扶阳”者，显然含有对其擅用附子等热药的推重和赞许，由于附子在热药中的首要地位和代表意义，称某医家为“某附子”者，与“某扶阳”是等同含意。
所谓扶阳派，是指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，理论上推崇阳气，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，以擅用附子、姜(生姜、干姜、炮姜)、桂(肉桂、桂枝)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 医学流派3其中，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，乃至诸多扶阳派医家和传人被冠以“某扶阳或“某附子”雅号，从一定意义上讲，不擅用附子，就不成其为扶阳派。
历史上，各家医派虽然都有自己的一家学说，但是在理论上有继承，有发展，则是各家医派的共同特点，任何医学流派的形成都是继承经典理论和前辈经验的结果。
可以说，每个医学流派都有其学术渊源，都可在前辈医家著作中整理出其思想脉络来。
比如金元四大家虽然各树一帜，但都学有所本，均以《内经》为宗，并吸收前 辈或同时代医家的学术思想，抓住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研究课题如脏腑病机、六气皆从火化、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等深入钻研，并有所创新而独树一帜，成为独具特色的医学流派。
扶阳派也不例外，总体分析，扶阳派脱胎于伤寒派，又吸取了温补派的理论精髓，结合自己的多年实践，进而发展为独立的学术流派。
郑饮安早年师从于名儒刘止塘，尽得其传，刘氏“指示《黄帝内经》 、《周易》太极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”。“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，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，仲景 立方垂法之义，“所览医书七十余种。
可以看出，郑氏穷二十余年之精力，探索《周易》、《内经》、《伤寒》三书的精髓，始知“人身阴阳合一之道，仲景立法垂 方之义’’。
故其学术思想基础，上溯《周易》、《内经》，中得《伤寒》心法，下览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，从而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，于《伤寒论》研究尤 深，著述了《伤寒恒论》。
成为其理论的根基，进而提出自己的一系列学术主张，他在《医法圆通》序中说，自己“不揣鄙陋，采取杂症数十条，辨明内外，判以阴阳，经方、时方皆纳于内，俾学者易于进步，有户可人，虽非万举万当，亦可为医林之一助云尔”，其著书立说之心昭然已明。
所谓“可为医林之一助 者，一种医学见解之意也，志在“俾学者易于进步，有户可人”也，其创立扶阳派学术思想之心了然可知矣。
除了《伤寒论》，对其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温补派了。以薛己、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学派继承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，既重视脾胃，又深入探讨了肾命学说。
从元阴元阳两个方面阐述了人体阴阳平衡的机制及其重要意义，提出注重阳气的学术见解，对后世医家产生积极的影响，追随者甚多，郑钦安及扶阳派的传人显然从中 吸取了很多精华，尤其是重视阳气的观点，为自己创立新说奠定了基础。
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创立和发展，都必须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。
以郑钦安为代表的扶阳派学术思想最主要的是：推重阳气，善用扶阳方法治病，擅用大剂干姜附子等辛热药物，对阳虚阴盛病证即阴证的辨识全面而深刻，这些观点十分突出甚或超越前人，对后人也颇具影响。
当然扶阳派的学术思想与以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有所不同。
郑钦安
扶阳派的开山鼻祖是郑钦安。郑钦安(1824～1911)，名寿全，四川邛崃人，清同治年间，在成都开创了“扶阳派，《邛崃县志》称其为“扶阳派首领。以 重视阳气，善用附子、干姜等辛热药著称，人誉“郑扶阳，“姜附先生”，誉满川蜀，成为当时独树一帜的扶阳派领军人物。
郑钦安晚年设帐授徒，自然桃李众多，传人不在少数。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知，人室弟子有卢铸之(1876～1963)先生，光绪十六年(1890年)从师于郑钦安， “三载亲炙，有闻必录”，继承郑氏学术思想，屡起沉疴，时人尊为“卢扶阳。
其子卢永定传其衣钵，在60余年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、桂枝、生姜等品，屡起沉疴 痼疾，民间亦尊为“卢扶阳。卢铸之之孙卢崇汉亦以擅用大剂附子、姜桂著称，为当代扶阳派代表人物，现为成都中医学院教授。可谓一门三代，薪火相传。
